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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王超死刑案中的司法精神障碍鉴定

时间:2018-07-04   访问量: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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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入王超个案情况:

律师第一次会见觉得王超精神状态与正常人不一样,也不像是装出来的。一审也提出过精神病鉴定,但是法院没有支持。律师代理二审阶段以及死刑复核阶段依然是围绕着申请精神病鉴定的内容来做。

律师在王超个案中的工作:

1、王超的母亲曾提到王超精神不太正常。但是家人之前不愿意提他的精神病状况害怕影响他的生活与结婚成家。而且王超的父亲是农民没有文化,不愿意提孩子是精神病怕影响家族名声。而且王超的父亲也不知道王超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前妻有家族精神病历史。包括王超母亲的叔叔也是死于精神病。

2、但是王超的家人无法向法院提供医院诊断证明等。后律师三次去王超亲身母亲家族一方进行调查。

3、律师提供了王超母亲的叔叔死于精神病的证人证言以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但是法院要求提供医院诊断证明以及住院病历等。律师认为在久远的历史年代要求一个去世多年的老人提供这样的证明是不合理的。

4、律师还收集到了王超的同学以及王超村里五六十个村名的联名信证明王超精神状态的证明材料。但是法院不予采信。

5、中国法律对与司法精神病强制鉴定是没有明确的规定。是不是需要鉴定,如何鉴定,对鉴定结论的不服以及申请重新鉴定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法院手里。对于当事人及辩护没有主导权。律师代理此类案件操作空间很小,间接导致了律师面对此类案件的懒惰与不作为。

6、王超本人也没有过诊断证明与住院记录。但之前王超打过自己的继母以及与村民打架,许多人劝说王超父亲为他找心理医生咨询。但是村民的落后意识让王超的父亲不愿意面对此类问题,不愿意被别人背后议论,所以没有及时去寻找医生。

6、王超本人的个性非常极端而又独特。平时老实、低调、有礼貌、有职业道德,但是与人发生误会或者口脚冲突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故意杀人案发生之前3年因为与人冲突用钢筋将别人脑部击穿。此次案件因为与同事发生利益冲突发生矛盾,认为同事要害他,还认为有人监控他。出现了严重的幻觉与被害妄想的症状。

7、本案律师没有寻找精神病方面的专家以及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专家去寻求帮助。律师当时没有相关的专家资源。

律师日常工作记录:

1、律师曾会见王超约六次,并判断他应该属于精神病患者。表现就是他经常描述幻觉,说话也与常人迥异,比如说他说满世界的人都在监视他,出租车司机曾举报他是特务,党和政府对他有意见,很多政府官员知道他在想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在排挤他,他爸爸天天在派人跟踪他,等等。他向我说这些的时候,表情严肃,态度真诚。

2、应该说王超的父母也是知道这孩子从小有点不正常,只是碍于声誉,怕孩子大了不好找对象,所以从来不宣传。

3、一审时,辩护律师王国栋曾向法院提出做精神病鉴定的请求,未获准许。

4、二审过程中,援助律师刘建军作为本案辩护律师,重新提出精神病鉴定的请求,并准备了一些重要证据,一是王超生母一方出具的王超外祖父的弟弟多年前死于精神病的情况说明,另外是全村多位村民认为他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的签名。

5、庭审时公诉人以种种理由对辩护人的证据进行否定,最终二审法院也没有支持辩护人的请求,裁定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6、辩护人认为两级法院尤其是河北高院不准许做精神病鉴定的做法非常不合常理,属于漠视人权的典型表现。

7、案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裁定:由于律师没有收集到更进一步的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律师也没有寻找到合适的专家辅助人介入。因此本案以死刑核准裁定结案。

本案疑点:

王超杀人后拒捕,警察用催泪瓦斯,但是王超以一种失控的状态迎着催泪瓦斯而上。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意识。后来法官问:你杀了一个人后为什么还要拿着刀面对着来抓捕的警察。王超说他认为杀一个人也是杀杀几个人也是杀。法官据此认定王超当时是清醒的。没有综合考虑王超的情况。只抓取和采信有利于公诉人的言论。

律师办案心得:

1、缺乏此类案件办案经验,没有及时判断出死刑复核的结果导向;

2、案件执行之后,律师才收到最高法的死刑复核裁定书,律师不知道具体的执行时间,让家属对律师的工作产生疑虑;

3、律师缺乏专家辅助人的资源已经帮助。

律师办案经验:

1、在案件早期及时寻找专家辅助人介入此类案件对律师进行帮助;

2、律师还需要了解与学习如何让专家辅助人作用发挥到最大(律师学会如何发问);

3、律师应该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让专家有机会详尽的陈述嫌疑犯可能存在精神病的理由,以便影响法官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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