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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与中国借鉴(一)

时间:2020-10-21   访问量: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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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罚是一种制度,是处于某一特定的规范与知识背景中的一种行动。死刑制度作为一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立法价值选择的集中表现。较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死刑存废与改革道路选择而言,美国的死刑改革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仅表现为死刑废止运动中联邦与州、以及州际立法与司法的差异,更表现为在立法废止死刑难达统一的情况下,借助违宪审查机制与司法控制策略,美国间接实现了控制死刑适用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Furman案为开端,美国逐步确立以司法控制为中心的死刑改革策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与不寻常刑罚”条款进行“进化中的伦理标准”解释,构建了以程序上的“双阶程序”、实体上削减与引入法定加重情节限制为核心的死刑裁量制度,通过不断严格死刑适用的范围与标准,形成了死刑立法与司法双向互动的局面。美国司法型死刑裁量限缩模式的改革策略,对当下中国死刑改革具有积极而现实的借鉴价值。

 

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一)形成与发展

 

美国死刑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由以立法改革为中心向以司法控制为中心的转变,总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最终形成了以司法限缩为核心的现代死刑控制模式。

一.美国死刑制度的形成与19世纪后以立法为中心的改革

  美国死刑制度滥觞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普通刑法,17世纪随英国移民带入美国的严厉的普通刑法是美国早期死刑制度的起源。然而,美国死刑制度在构建之初即显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早在殖民地时期,一些定居者就曾通过仅规定少数死刑法律的方式,抵抗英国王室对更多死刑罪名的要求。1784年独立战争后,美国人开始用新的自由与哲学质问政府剥夺生命权利的合理性,曾参与《独立宣言》签署、被誉为“美国废止死刑运动之父”的Benjamin Rush博士,在“对公共惩罚的刑事与社会效果质疑”(An E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Public Punishments Upon Criminals and Upon Society)一文中,主张“死刑对任何犯罪而言,都是一种不正当的惩罚”,对美国当时的死刑制度进行了理性批判。诞生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死刑废止思想,在传入美国后对各州的制宪与刑法改革影响至深。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于18世纪末在美国各地陆续出版,促进了死刑废止观念的传播。在此背景下,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宣布废止除一级谋杀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的死刑,之后,其他一些州也采取了类似的立法改革。这些改革虽未触及死刑制度的根本,却引入了死刑废止观念,框定了美国死刑立法改革的方向。

  19世纪初,迅速展开的工业革命加速了社会改革及新观念的产生,对诸如信仰迷信、贫穷、奴隶制以及妇女从属地位等各种法律的质疑,国家社会改革运动的整体环境构建,推动了死刑改革的发展。从1838年开始,各州陆续通过立法将绝对死刑(Mandatory death)修正为死刑自由裁量制度。1847年,密歇根州率先废止除叛国罪以外所有普通犯罪的死刑,是美国死刑废止运动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之后,罗德岛州(1852年)、威斯康辛州(1853年)相继废止死刑。南方蓄奴州以外的其他各州通过立法削减死刑,除谋杀罪和叛国罪之外的其他死刑罪名几乎均被废止,与同一时期英法等欧洲国家基本同步,形成美国死刑立法改革的首次高潮。然而,随着美墨战争(1846-1848)和南北内战(1861-1865)的爆发,死刑立法改革运动随之受阻,“与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相比,任何对死刑执行所产生的悲剧的观点都显得暗淡无光。”内战结束后,要求将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处以死刑的社会舆论,进一步弱化了死刑改革的氛围,针对当时地区治安委员会在法外滥用私刑处死犯人的情况,死刑支持者认为立法保留死刑有助于预防私刑发生,从而减少了死刑改革的动因。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死刑立法改革中的曲折

  20世纪后,美国迎来了第二次死刑改革浪潮。在史称美国“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1896-1916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引起美国人各方面生活的巨大变化,科技的巨大进步,引发人们对“社会和文化成就”是否令人失望的质疑,并开始重新审视社会问题。社会观念的变迁带来死刑立法改革的契机,在政府改革者及活跃媒体的倡导下,20世纪初有10个州宣布废止死刑。但这一立法改革趋势并未持续多久,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持续的经济衰退,使得社会公众和政治改革家降低了对死刑的关注。1930-1940年代,因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带来的犯罪率攀升使得死刑执行的数量达到20世纪的高点。在此背景下,废止死刑的10个州在1916年后陆续恢复死刑,死刑立法改革受挫。尽管死刑立法改革回潮之势难以阻挡,但这一时期的改革却在死刑执行方法的人道化、与联邦上诉法院在死刑案件重审中的作用两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后者直接奠定了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基础。

  三.20世纪中期美国死刑改革重心的重新选择

  “二战”以后,死刑改革问题再次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影响这一时期美国死刑改革的重要因素有:一是欧洲国家死刑改革路径的选择。英国皇家法律委员会于1953年出具了一份死刑改革的研究报告,认为英国的死刑已被限制到极少犯罪和罪名之中,再进一步进行限制是不现实的,保留还是废止死刑才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份报告使美国认识到废止死刑是现代文明国家应当严肃面对的问题。二是1950年代出现的死刑争议案件提升了公众的关注度。最为典型的是Chessman案,被告因绑架过程中性侵害被害人而被判处死刑(未致人死亡),在等候死刑执行的11年里,Chessman出版的三本畅销书引发社会同情,很多人相信他是无辜的,在1960年Chessman被执行死刑后,愤怒的民众甚至还因此攻击了一些国家的美国大使馆。在民间死刑废止组织和民权律师推动下,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和特拉华州于1950年代通过立法废止死刑,及至1960年代,俄勒冈州、爱荷华州宣布废止死刑,而西弗吉尼亚州、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佛蒙特州则废止了绝大部分罪名的死刑,仅对极少的特殊罪名保留死刑。尽管如此,在1965-1970年期间,美国五十个州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州正式通过立法废止死刑。“美国从政议员可能缺乏如英国政治家的素养,或者在美国不反应民意就没有政治生存空间。美国在联邦制度下,要三十几个有死刑之州的州议员正式立法通过废止死刑,可能不是在一两个世代内可以完成的事。或是由十数个有死刑之州立法废除死刑,累加至全国过半之州数,再经由法院解释全国有废止死刑共识,这似乎也不可能在短时间达成。”在游说立法废止死刑、争取对个罪从宽处理以及挑战公众对废止死刑的敌意观点等方面,废止死刑的改革者都面临令人沮丧的困难,各州试图以立法改革为中心的废止死刑运动也因此陷入困境。

  死刑改革遭遇的瓶颈直至1963年方获得转机,而其根本动力却并非对死刑存废具有天然决定权力的立法机构,相反,却是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居于独特地位的联邦最高法院。回顾美国最高法院死刑案件审判的历史,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时代,即有民权运动律师引用宪法第八修正案挑战死刑合宪性的想法,黑人律师援引宪法法律正当程序、平等保护条款,引据各种种族歧视统计实证,均无法使黑人罪犯远离死刑的困厄,宪法第八修正案冬眠于宪法百年,始终无用武之地。1963年Rudolph案中,联邦最高法院Goldberg大法官发现死刑案件的裁断标准混乱,且对黑人非常不公平,于是与Douglas、Brennan大法官一起发表了一份共同意见,认为法院可以聆听关于死刑违反宪法第八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争议,而在1960年代之前,法学家还认为死刑合宪性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死刑合宪性辩论是美国废止死刑运动及改革重心转移的新起点,从1963年开始,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的法律辩护基金会(Legal Defense Fund, LDF)启动“暂停执行策略”(Moratorium Strategy),希望通过对个案的合宪审查延缓死刑执行,因为当死刑犯人数越积越多时,法院就越难批准第一次死刑执行,由此迫使联邦州要么在立法上废止死刑,要么面临大量执行死刑引发的社会波动,显然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政府,对后者都没有兴趣。该策略的另一个目的在于让公众了解其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死刑的社会之中。“暂停执行策略”使死刑改革重点转向死刑的违宪性评价上,大量死刑案件被搁置执行。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间,美国没有执行一例死刑,“暂停执行策略”现实开启了美国构建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闸门。

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形成与完善

  “暂停执行策略”引导死刑辩护律师不断寻找死刑违宪性的攻击途径,1972年前,美国律师界曾尝试通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限制陪审团的死刑自由裁量权。1970年Crampton v.Ohio案和1971年McGautha v.California案中,联邦州的法律允许陪审团做出不受指导的、开放式的决议,辩方认为陪审团不受限制的裁量权导致裁量的任意性,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禁止通过不正当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正当程序要求。然而,“由于历史、经验以及人类知识的限制,无法认为陪审团在死刑案件中不受限制决定生或死的裁量权是违反了宪法规定”的认识,大法官们以6:3的多数决驳回了本案的辩护请求。

  1972年,死刑辩护重心开始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转向第八修正案的“酷刑条款”。在Furman v.Georgia案中,辩护律师提出陪审团不受限制的死刑裁量既违反了委托人拥有的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权利,也违反了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且异常刑罚”的规定。这一辩护策略产生了积极效果。1972年6月29日,最高法院撤销该案死刑判决,这也是美国联邦法院历史上首次撤销死刑判决。在本案中,五位支持死刑违宪的大法官给出了不同理由:Douglas大法官强调基于种族、宗教、财富、社会地位等因素所导致的被告人的歧视是死刑不合宪的原因,Brennan大法官认为死刑执行的下降趋势本身就表明了死刑的不合宪;Marshall大法官则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刑具有威慑性效果;Stewart和White大法官则强调死刑裁量的任意性是残酷且异常刑罚。事实上,Brennan和Marshall大法官立足于废止死刑的立场,而其他三位大法官则认为目前的联邦州立法不符合宪法要求应予修正。Furman案的决议要求各州暂停死刑执行,直至“通过立法修正为陪审员和法官提供死刑裁量标准或更为限制性地界定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从而符合联邦最高法院的规则。”五位大法官的合意直接宣告当时美国死刑法律失效,六百多位死囚因此死里逃生。

  Furman案判决一改在死刑问题上联邦法院保持中立“局外人”的状况,改变了从立法中寻求废止死刑的路径依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在法院是否信守三权分立、司法自制原则上始终存在褒贬不一的争论,但是,判决刺激了美国支持死刑民意的高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后4年中,联邦国会及全国35个州议会纷纷重新制定死刑法律,修正死刑审判程序,加强对死刑裁量的规范和限制。各州死刑立法的完善,对于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在具体方式上,不同州之间亦出现分化,个别州甚至恢复了绝对死刑判决。为提供相应指导,1976年最高法院公布了五个判例,在Woodson v.North Carolina和Robert v.Louisiana案中,北卡罗莱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彻底取消陪审团死刑裁量权,对一级谋杀罪强制适用死刑判决,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视被告人的个体化特征、违背人性尊严,违反宪法第八修正案而予以撤销;[30]而在Gregg v.Georgia、Jurek v.Texas和Proffitt v.Florida案中,最高法院则认为,死刑适用中“受指导的自由裁量”尊重了被告的基本尊严,符合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要求。[31]尽管在1976年Gregg案后美国恢复了死刑,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援引“酷刑条款”审查死刑适用正当性与合理性范围,限缩死刑适用的努力并未就此止步,相反,后Furman时代美国死刑改革重点开始向司法领域聚集,但最高法院并不指定强制性审判程序,而由各州自由决定,只要这种程序符合宪法第八修正案所蕴含的限制死刑适用原理即可。自此以后,联邦最高法院不再轻易质疑死刑的合宪性,根据“演进中的伦理标准”(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对“酷刑条款”进行合乎时代变迁的解释,成为构建司法型死刑渐进性限缩模式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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