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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死刑报告(七) 减轻死囚犯痛苦

时间:2021-04-30   访问量:1177

本章探讨《保障措施》第九条,该条规定死刑存在时,应该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我们关注中国面临死刑的人羁押条件。这包括缺乏特定的死囚牢房”、镣铐的广泛使用家属会面、会见律师、执行时间、执行死刑的方法以及从死刑犯处获取人体器官的做法。

国际法

2015年的《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强调了可能违反《保障措施》第九条五个方面:(1)死囚牢房状况;(2)“死囚苦候”现象; (3)被执行死刑的人的家属的待遇; (4)执行方式; (5)公开执行死刑。

美洲人权委员会认为,包括食物、水和卫生设施不足在内的人身权的剥夺,以及长时间的单独监禁,没有机会离开牢房进行锻炼,都侵犯了死囚的权利。 美洲人权委员会还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尤其是有关预防和控制暴力方面的培训。

 “死囚苦候现象”是指对死刑犯的长期监禁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的观念。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试图确定一个在“死囚苦候现象”变得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之前的确切的羁押期限。如果被关押在死囚牢房至13年,不仅会造成“心理困扰”,而且是对囚犯案件管理不善的结果。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还解释说,在等待上诉做出决定之前,羁押超过八年会影响申请人的身心健康。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13年3月21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呼吁各国在死刑案件中适当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孩子应有权接触其面临处决的父母,以及有关其情况的所有相关信息。

大多数国际性和区域性人权机构通常会避免确定执行死刑的具体方法是否违反了《保障措施》第九条,部分原因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精神和身体的痛苦都是死刑不可避免的后果。鉴于任何执行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痛苦,一些国际性和区域性的评论员质疑死刑本身是否应被视为残忍和不人道的。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了被拘留者及其家属为死亡做准备的权利,秘密执行死刑可能侵犯这项权利。2013年1月,三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表示,公开处决加剧了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中国法

死囚牢房”条件

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的人不会与其他人分开而羁押于特别的“死囚牢房”。在判决和执行之间,囚犯会继续被关押在看守所。他们将与未决羁押的嫌疑人和被判短期监禁的囚犯共享一个大的监室。没有关于被羁押人,尤其是面临死刑的被羁押人生活条件的官方数据或信息。曾经被羁押的人、轻罪服刑人员和律师的报告指出,羁押条件不符合国际标准。

看守所

2017年6月中旬,公安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以征询公众意见,但是在将立法提交全国人大方面尚未取得进一步进展。多年来人们呼吁将看守所移交给司法部主管,但它们仍受公安管辖。《看守所法》将更新1990年的《看守所条例》。近年来,中国法律学者和官员就最佳实践和国际法问题与国际专家进行了接触。然而,征询公众意见的立法草案并未对当前法规进行多大改进。公安部仍保留对看守所的主管(第6条),看守所会继续羁押同样的三类囚犯:未决羁押(犯罪嫌疑人)、短期徒刑和死刑犯。

在2009年臭名昭著的“躲猫猫”案中,云南一名年轻男子据称因与狱友玩捉迷藏而死亡,凸显了看守所安全隐患、虐待和官方掩盖的可能性。这一事件和其它引起公众愤怒的案件导致公众呼吁加强检察院对羁押场所的监管。

没有对看守所的独立监督,外面的人很难进入。近年来,包括数名外国公民在内的被羁押人都发表了他们关于羁押的意见。他们描述了日常的凌辱,包括扣缴厕纸和餐具;以及被迫保持长时间沉默和静止。

看守所的饮食营养低,特别是在贫穷省份。被羁押人可通过朋友或亲属存入的资金购买更好的食物以及日用品。但是,看守所内这些物品的定价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亲友存入资金的权利也被否决。

对于各类身心障碍人士,以及医疗保健和宗教活动,看守所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满足这些多样化的需求。

镣铐的使用

被判处死刑的被羁押人通常会戴上镣铐。对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广泛使用手铐和脚镣似乎违反了国际标准。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2005年11月访问中国后,对这种限制措施进行了批评。他建议取缔这种做法。

2015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对中国进行调查后表示,“对缺乏有关使用拘束措施的法规和正当程序的权利的信息表示遗憾”。委员会建议中国“应当尽可能避免拘束措施的使用,或者只能在严格管制,且在控制性较差的替代措施失败后作为最后的手段,并且只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用。”

使用身体约束的理由似乎在于,面临死刑执行的囚犯被认为有自残或自杀风险。1991年《关于看守所使用戒具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安部应为使用戒具确定共同标准。特别是,手铐的重量不能超过0.5千克,脚镣的重量不能超过5千克。这些戒具只能用于制止或消除犯罪分子实施暴力、试图逃脱、自杀或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例如,可以在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或上诉复核维持原判以及其它情况下使用。

1990年《看守所条例》没有确保对被羁押人在使用戒具时提供必要的保障。没有任何具体规定要求被羁押人在被采取拘束措施之前必须进行体检。判处死刑的人通常被关押在收押囚犯的牢房中,这些囚犯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饮食和其他问题。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家属也对过度使用脚镣表示关切,质疑囚犯是否始终需要镣铐,以及造成了多少痛苦。在一个案例中,一名被判处死刑的男子的母亲说,当她探访儿子时,他的脚被拷得非常紧,以至于他不得不在周围包裹一些东西以便行走。这位母亲认为,一直用镣铐限制囚犯是不人道的,应该让囚犯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活动空间。

会见家属

在现行1990年《看守所条例》中,没有提及面临死刑执行的囚犯与律师和家属定期联系的特殊需要。面临处决的囚犯被认为很危险。2019年9月1日起生效的最高院规定要求一审法院在收到最高院的最终裁决后,将即将执行死刑的信息告知死刑犯及其家属,并允许他们会面。法院还可以允许面临死刑执行的罪犯最后一次与近亲属之外的亲友会见,但这种会见必须以“正当理由”为前提。该规定指出,罪犯有权利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留下遗言。

在这些新规定出台之前,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男子的姐姐说,家属只能在被处决之前与罪犯见一次面。她认为不够,在某些情况下家人可能根本不会见面。她还认为,应将会见范围扩大到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而不仅限于直系亲属。 《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死刑执行后,交付执行的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但有的案子的家庭成员只能通过公开报道而不是直接通过法院了解情况。这些新规定在实践中是否有所作为还有待观察。

鉴于被羁押人及其家人为死亡做准备的权利,对于外国的被拘留者,领事官员负有特别义务,在被羁押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死刑执行日期告知其家属。领事官员还应确保可以将尸体运送回国,或者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确保根据死者的宗教或信仰将尸体埋葬。

会见律师

有关法律援助和死刑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五章。

根据2019年最高院关于死刑案件的新规定,相关法院应在宣告最高院的最终裁决五天内告知辩护律师。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在最高院复核后,辩护律师不会被直接告知最高院关于死刑是否核准的裁决。目前尚不清楚法院在实践中多大程度遵循这些规定。在这些规定之前,家庭成员通常在律师之前得到死刑执行的信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何时将结果告知被告,以及在执行死刑之前有多少时间让他们与律师和家人会见。在我们了解的一个案例中,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姐姐认为,这么晚才通知律师是不道德的,这也会对被判处死刑的人及其家人产生负面影响。 

死刑执行前的期间

据研究,最高院核准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的平均时间为两个月。由于缺乏官方数据,很难确定具体时间。对于某些案件,例如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死刑判决可能会被核准,但可以推迟执行日期。

一些因毒品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可能不得不等待数周甚至数月,以使其执行日期与6月26日——“国际反毒品日、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的纪念日期相吻合。与不被媒体报道的大多数死刑不同,与毒品犯罪有关的死刑执行时间通常由政治考量决定,而不是由法院的时间表决定(有关毒品犯罪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一章“最严重的罪行”)。中国律师表示,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和执行之间的期间相对较短,因此在中国不存在“死囚苦候现象”。但是,死缓判决也被视为死刑,死刑执行威胁仍然存在。被判处死缓以及因上诉而长期被监禁的人,也可能遭受类似于其他法域所批评的“死囚苦候”的心理困扰。

死刑执行方式

在中国,与枪决相比,注射死刑被认为是一种更人道和科学的执行方法,当然,也更昂贵。由于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枪决的不人道和残忍的关注,在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52条中,规定了注射死刑作为枪决之外的另一种执行方法。《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执行,可以在刑场和指定的羁押场所内执行。

尽管有关注射死刑、使用药物类型和剂量的数据仍是国家秘密,但据信自本世纪中期以来,其适用已拓展到全国。但是适用情况各地不同。本世纪中期的中国法律争论强调了注射死刑的需要,它是一种比枪决更人道的方法。此外,还引进了利用移动囚车执行死刑的方法,这被视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执行注射死刑的方式。但是,人们对注射死刑执行车的使用感到担忧,因为这种方式使得器官的采集更加容易。

其他令人关注的领域包括不符合医学或国际医学伦理标准的死亡确定标准。尽管在中国关于注射死刑的报道很少,但通过使用麻醉药和致死性药物在药理学上诱发死亡是已知的,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用于致死性注射的药物组合与美国是一致的(硫喷妥钠、泮库溴铵和氯化钾)。注射死刑采用这种药物组合在美国和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因为人们担心该药物一旦使用会造成剧烈疼痛。

执行死刑时,检察官和法官必须临场监督,见证者称他们对注射死刑时所看到的情况感到沮丧,包括囚犯在被宣布死亡时实际尚未死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注射后“数十秒内”就宣布的死亡是不恰当的。而且,死刑执行并不总是由训练有素的医生或合适的专家进行。有报告称,在按照国际标准认定该囚犯在医学上已经死亡之前,他们的器官已被摘除。

摘取死囚犯的器官

中国已经表示将停止向囚犯采摘器官,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或法规禁止这种做法,并且中国法律允许让囚犯签署“同意”捐赠器官的文书。然而,囚犯和被判处死刑的人及其家人的同意并不能免于被强迫,也无法保障他们都能获得了充分告知。世界医学会指出:“在执行死刑的法域,决不能将死刑犯视为器官和/或组织的捐赠者”。

2006年,中国官员承认很多器官来自被处决的囚犯,并在2007年声称将减少这一数量。 2014年,中国负责器官移植的最高级别官员黄洁夫表示,中国将在2015年1月1日前停止从囚犯那里获得器官,但2017年,中国官员表示,仍不能保证使用囚犯的器官的行为已停止,据信这种做法仍然很普遍。

令人惊讶的是,对2010年至2018年器官捐赠的中国官方数据统计分析表明,自愿捐赠的数量几乎完全符合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研究人员在BMC 《医学伦理》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在审查了各种证据后,得出的结论是,官方器官数据库“只能通过系统性的伪造和操纵来解释”。如果没有透明而准确的器官捐赠数据,就无法保证不会从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那里获取器官。

非自愿器官摘取的做法引起了家属关注。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在2008年被执行死刑的母亲怀疑她儿子的器官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使用,并质疑她孩子是否同意器官移植。法院拒绝让她丈夫看到儿子的遗体,因此他们非常担心儿子的器官已被摘除以进行移植。

公开执行死刑

根据中国法律,死刑执行不得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死刑执行应当公布,但不得示众。 以前,有一些公开执行死刑的案例。 死刑公开判决仍然存在,但没有最近公开执行死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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