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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权利保障

时间:2020-08-31   访问量: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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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世界人权理论的发展和被害人学的推动,对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世界各国大都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扩大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注重权利在实际中的运作和细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但在以二元刑事法律关系之中,国家取代了被害人的利益,被害人常常被轻视、遗忘,而对于被害人的救济更是欠缺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一般刑事被害人即于此,对于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亦无任何特殊的保护措施。基于死刑案件中的特殊性,其被害人的社会处境较之一般刑事被害人更为艰难。

彭越林曾在《死刑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研究》一书里表达过一个核心理念:我们每个人既不能绝对避免自己成为犯罪嫌疑人,更不能避免自己可能成为被害人!强化被害人权利保障和关注犯罪人权利保障一样,是人本主义刑事法律理念的根本!

从刑事案件被害人视角出发探讨被害人及其权益保障的必要性:“在刑事案件中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尊严以及被害人的人权,在刑事诉讼法中,强调的一直都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尊严与人权,然而,真正的人权,不仅是要及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要平等的及于被害人,这样才有利于贯彻“人人平等”的原则。只有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被害人的精神损失以及物质损失才可以得到维护,被害人才会在心理上感到平衡”。

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被害人及其亲属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他们时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诉求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认为有公诉机关替他们主张正义足以,其实不然,非亲历者怎么能够体会其中的痛苦?更有甚者,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其人身人格尊严可能遭受二次甚至多次侵害。

轰动一时的夏俊峰杀死城管案,当年掀起了人们对城管人员执法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正当防卫的适当性问题研讨,以及刑事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在这个案件中因为被害人家属不能谅解夏俊峰,二被害人家属表示坚决要求判夏俊峰死刑。其中一个被害人的父亲表示只此一子,且被害人一本人又无子女,孩子的死亡使其受到很大打击,坚决要求判处夏俊峰死刑。另一个被害人的爱人表示,父母年迈,孩子年幼,被害人是家里唯一的支柱,对夏的行为坚决不能原谅,并表示宁肯放弃民事赔偿,也要求判处夏俊峰死刑。

该案当年被城管与小贩的对抗的争论所垄断,如今再看这个案件,如果当初被害人家属的权益能够得到即时的救助,律师或者其他第三方可以积极促成双方谅解,公权力机关能够及时的反思自己的暴力执法方式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许多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对抗。夏的判处刑并没有阻断多少这类的冲突犯罪行为。

死刑案件中被害人应获得哪些权益保障

刑事案件中受害者及家属可以获得哪些权益保障?大多数普通刑事案件家属得不到任何赔偿。比如盗窃,抢劫,比如诈骗啊什么的,这类案件都和家属没有任何关系。一般有关系的是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在这个情况下要看要赔偿被害人什么?然后他家属就此提出赔偿。从逻辑上说这个属于代位,其实是和被害人提出的范围大致一样的,其区容别主要是抚养权那一块。

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生活轨迹与心理状态会长期陷入困境。依据人本主义理念,应该对被害者或和家属予以特殊保障。但具体死刑案件中被害人权利实现遭遇了许多忽视及困境 

按照最高法的一些判例分析来看,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权益主张主要存在以下的几个难点:

1.就民事赔偿来看。目前,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当罪犯没有能力足额赔偿时,对其直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虽满足了报应的正义,但使被害人的获得赔偿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2.就精神损害赔偿需求来看。在许多死刑案件中,极端暴力犯罪中受害者及家属精神损害问题非常严重。但现有立法的刑事责任中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在死刑案件中,对罪犯追究刑事责任以及物质赔偿往往很难弥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

3.受害者及家属的心理损害补偿。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心理创伤往往较为严重。有的目击证人因为亲历犯罪现场也可能存在心理问题。西方一些国家随着“被害人运动”的兴起,许多国家对被害人、证人的心理矫治问题也受到重视。  

4.受害者及家属应获得国家补偿或救助。我国应对部分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针对特困被害人优先进行补偿。这些特困群体,本质上也属于社会保障体系中救助范畴。在具体的赔偿补偿中要考虑到其家庭支出、医疗情况、精神状况等综合因素。

5.在死刑案件中应纳入刑事和解与提起精神赔偿权。关键是如何在死刑案件中保证刑事和解是在自愿和公平原则基础之上推进的。要避免死刑案件中 “压力式调解”以及“和稀泥式调解”的无原则方法。如果死刑案件被害人提出合理的精神赔偿数额,法院应当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被害人的话语是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与重视。而这种诉讼权利的不对等也是需要看到并倡导解决的。

“被害人在认罪环节应当居于主导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与悔罪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条件。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的认罪与悔罪问题上,被害人的发言权是毋庸置疑的。认罪并获得谅解,尽管该程序旨在对案件实行分流以促成诉讼成本的降低;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宽缓化处理以提高诉讼效率,但是惩罚犯罪的目标也是要并重的。惩罚、教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对被害人或者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向被害人及其家属真诚悔罪,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在此基础上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予以宽恕谅解。如此司法机关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正确的从宽处理。一般情况下,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向被害人及其真正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其也会向司法机关作出同样的意思表示。同时,被害人在认罪环节中居于主导地位,也有利于被害人愤懑情绪的发泄,有利于其心理创伤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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